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报刊大全正版大全 > 吉登斯 >

英国工党变革的路径、因素及启示

归档日期:06-14       文本归类:吉登斯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二)“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变革的原因“第三条道路”是工党应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英国社会和政党政治变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背景原因。“蓝色工党”赞同者埃德·米利班德战胜“布莱尔主义者”大卫·米利班德继任领袖后,宣称“新工党”时代已经过去,强调自己作为工党“新一代”将重新赢得民众信任。二)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陷入困境的原因后“第三条道路”时期的工党陷入困境,与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三重危机具有密切关系。3.选举空间危机布莱尔领导的工党连选连胜,得益于“第三条道路”“新工党、新英国”的成功口号,以及“政治神童”的领袖形象、善用媒体的竞选策略、提前大选的恰当时机、竞争对手的内耗失误等因素。

  内容提要:后金融危机时期,英国工党作为欧洲社会的代表,陷入了政治地位在野期、方向定位迷茫期和理论创新瓶颈期。埃德·米利班德时期,工党往左翼立场回调,却未能找到取代“新工党”的方向定位。2015年至今,科尔宾带领工党顺应国内外形势,推行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方式变革,呈现纲领左倾化、领袖平民化、组织信息化的特点。从国际、国内和政党维度,探析工党变革的过程及其原因,把握西方政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有助于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支持计划资助。

  政党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产物,其组织形态和政治功能处于变化之中。在保持政党特质和适应环境变化之间,把握方向定位的平衡,赢得民众认同和支持,实现执政理念和目标,关乎政党生存和发展。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欧洲社会面临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衰退的危机,遭遇传统中右翼政党以及新兴激进左翼、极右翼政党的挑战,内在政治特质和外部政治生态的矛盾凸显,亟需新一轮转型。英国工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推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一度引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短暂辉煌过后,工党未能有效回应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选举环境的变化,陷入了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地位在野期、方向定位迷茫期和理论创新瓶颈期,党员和选票大量流失,政治纲领、福利政策、组织建设等传统优势弱化。在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财政紧缩、反建制思潮的背景下,科尔宾带领工党顺应国内外形势,推行政治主张和组织方式的变革,开启新一轮的政党重塑,赢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对工党乃至欧洲社会的思想演变和组织建设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第三条道路”并不罕见,曾指代介于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在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开辟新的道路。经过重塑的工党更新政党理念,使用“新工党”表述。“新”表现在它的背景、角色、立场、手段和策略、共识、学习范式、制度、风格和态势、政治文化、社会政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①

  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相比,“新工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价值理念上,以机会、责任、公平和信任为四大支柱。在经济体制上,放弃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目标,提出“新型混合经济”和“人人所有的社会所有制”;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构建政府和市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主张上,放弃对资本主义实现制度替代的目标,把社会主义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的价值范畴;对内改革上院,扩大地方权力,实行地方自治,推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对外积极融入欧洲,主张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在社会政策上,大幅调整福利政策,缩小传统福利救济的受益范围,以教育和培训作为促进就业的福利形式,把“福利国家”改造为“社会投资国家”。

  在政党定位上,“新工党”疏远与工会的关系,淡化“工人党”的属性,塑造“人民党”的形象,拉拢中间阶层,扩大选民基础,希望“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工党再次能够代表所有英国人民”。②在组织体制上,改革选举决策的机制,增强政党领袖的作用,吸收个人党员和各阶层成员。

  “第三条道路”是工党应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英国社会和政党政治变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背景原因。

  两极格局终结后,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给国家治理、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变化。全球化造成了资本流动、产业转移、文化交融、跨国移民等现象,弱化了中央政府管控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社会依赖的政府干预手段效力下降,传统的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难以为继,亟须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式和新手段。“第三条道路”的“激进的思维和政策是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好全球化带来的机会的必要因素。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③

  随着英国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活动方式发生改变。工党擅长于政治纲领和组织建设,更容易受到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变迁的冲击。其一,产业工人减少。随着科技革命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知识经济的来临,英国传统制造业由盛转衰,第三产业迅速兴起,形成了不同于产业工人特质的中间阶层。产业工人作为20世纪初工党崛起的基础,人数大幅下降。其二,阶级界限模糊。工人队伍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改善,更倾向于认同为中产阶级。其三,阶级意识弱化。后物质主义时代,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流行,冲击社会民主主义的团结互助价值观。传统的工会组织日渐萎缩,兴盛的工人运动难以再现。

  工党仅靠工会和工人的支持很难赢得大选,也不可能囊括全体工人的选票。从1979年开始,工党不仅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过去忠诚的南方工人阶级的选举基础也日益受到削弱。④更加庞大的中间阶层成为工党亟须争取的社会基础。

  工党作为选举型政党,主要目标是赢得大选、长期执政。1979年大选失利后,工党明显左转,进入了“意识形态决定政策形成”时期。左翼代表富特担任工党领袖,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更替性经济战略”成为工党的政策主张。因不满左翼和工会主导工党,詹金斯等一批右翼议员而另组社会。在国内政治氛围普遍右转、撒切尔政府锐意改革的背景下,内忧外患的工党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激进纲领,遭遇了1983年大选惨败。

  1983年上任的领袖金诺克属于温和左翼,逐步带领工党正视现实变化,调整发展战略和政策主张。1987年大选失利后工党的“政策反省”运动延续了右转趋势,深入讨论了公有制地位、政府角色、市场作用、工会行动、福利政策等问题。在精心准备、民调领先情况下,工党依然输掉了1992年大选。连续失利推动工党调整思想理论、改革组织制度的进程。经过金诺克的铺垫和史密斯的过渡,布莱尔加快工党现代化步伐,结束工党长达18年的在野状态,赢得了1997年大选。

  长期执政的工党面临众多难题,支持率逐渐下滑。在2005年大选中,工党下院议席从2001年大选的415席降为356席,得票率从41.2%降至35.2%,创下“二战”后英国执政党的最低纪录。保守党领导人缺乏魅力,政策主张乏善可陈,在伊拉克问题上并未与工党拉开距离,错失了取而代之的有利时机。2006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工党遭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惨败,得票率甚至落后于自由。在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工党仅有15.3%的得票率,低于保守党的27.7%和英国独立党的16.5%。2010年大选工党失利,连续执政13年后下台,布莱尔、布朗“两布”时代宣告结束,“第三条道路”正式淡出历史舞台。工党还出现党员流失和基层萎缩问题,党员人数从1997年的40.5万下降为2010年的19万。⑤

  2015年大选形势复杂,一度被认为是“二战后竞争最激烈、最难预测”⑥,很可能再度出现联合政府。保守党和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呈现胶着状态。结果,保守党获得331席,蝉联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独立组阁权。工党仅获232席,减少26席。如果2007年布莱尔辞职意味着“新工党”遭到重挫,那么大选接连失利标志着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的政治影响力持续走弱。

  “思想需要有相应的称号才能流行并得到广泛的理解。”⑦“第三条道路”属于特定时期的竞选策略,无法一直保持热度并解决后续问题。从口号运用来看,在布莱尔第二任期工党逐渐弃用“第三条道路”概念,强调“第三条道路”作为“进步政府的政治思想”发展到第二阶段。从实际效果来看,删除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削减社会福利等做法弱化了工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特征。布莱尔执政十年更像是改良版的撒切尔主义和又一次的“共识政治”,失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比较优势,为工党方向定位的再度迷茫埋下了伏笔。

  2008年金融危机后,工党各派开始反思“新工党”的理论和实践。工党左翼发起“蓝色工党”运动。2009年,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和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合作起草了《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战略纲领,旨在替代“第三条道路”和新自由主义模式。2011年工党右翼提出的《紫皮书》作为“新工党”的另一种反思,坚持争取中间阶层的做法。同年发布的《黑色工党》则建议工党把推动社会公正和财政紧缩政策结合起来。

  “蓝色工党”赞同者埃德·米利班德战胜“布莱尔主义者”大卫·米利班德继任领袖后,宣称“新工党”时代已经过去,强调自己作为工党“新一代”将重新赢得民众信任。2012年后,他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来阐释“全民国家”,引起党内外关注,但该理念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辨识性。19世纪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早已针对英国贫富分化而提出“全民国家”。该口号属于保守党的传统,并为卡梅伦所认同和使用。二是缺乏创新性。埃德·米利班德关于“全民国家工党”包括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英国南部和北部、“受挤压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代表的提法,与“新工党”的中间路线和主流政党的趋同理念没有根本区别。三是缺乏可行性。在社会碎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全民国家”沦为空洞口号和虚幻愿景。随后,埃德·米利班德使用“全民国家”的次数日益减少。“全民国家”没有成为具有说服力的系统理念,未能达成党内共识写进2015年竞选纲领。

  在“第三条道路”之后,工党迟迟未能提出影响相当又有新意的理念。资本主义爆发危机原本是传统左翼政党推动社会改造、扩大政治影响的机遇。不过,埃德·米利班德没有展示带领国家走出危机的足够能力,拿不出能够说服民众的改革方案,无法形成有影响力的系统理念。如果2010年失败归咎于金融危机、政党轮替、反战情绪、党内丑闻、领袖形象等时局和策略因素,那么2015年失利凸显了工党从理念口号到纲领政策创新乏力的深层危机。

  后“第三条道路”时期的工党陷入困境,与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三重危机具有密切关系。

  经济政绩曾是工党连续执政的重要原因。1997至2007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8%,通胀率和失业率维持较低水平,经济形势好于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

  相比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而言,工党的自由主义化程度更高,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取向更明显。工党政府利用了全球化机遇,却延续撒切尔主义的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方针,过分靠拢新自由主义,未能妥善管控全球化风险,过度依赖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经济,“去工业化”加剧国内产业结构失衡,经济遭到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财政状况恶化,失业率和通胀率上升。2009年英国经济下滑4.3%,是“二战”以来的最大跌幅。2009年12月至2010年2月,失业率高达8%,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布朗政府的应对举措不如人意,经济复苏乏力,加剧了民众对工党执政的不满。

  英国经济社会的变迁既是工党兴起的原因,也是其变革的压力。1997年大选工党曾成功缔造了跨越阶级界限的选民联盟,获得了多于保守党的白领选票,取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

  英国社会的分化组合持续进行。2011年有调查显示,工薪、中产和上层的社会结构以及职业、财富和教育的划分方式已经过时,应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维度分为七大阶层。符合传统意义中产和工人标准的受访者仅占39%,两极分化依然存在,中层碎片化较为突出。

  选民的政治立场不再是非右即左,关注议题不再是千篇一律。同一阶层成员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可能存在明显区别。日益多元化、差异化的选民不一定把传统主流政党作为自身利益的唯一代言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不确定性,非政府组织兴起,社会流动性上升,选民忠诚度下降,投票随机性增加,对政党利益整合与利益表达的功能提出了全新挑战。

  适应变动的选民群体成为工党的新课题。一方面,奉行实用主义的“新工党”增强了灵活性却牺牲了原则性,着眼于短期选举而淡化了长远目标,导致意识形态混乱和身份认同危机,动摇了阶级基础。另一方面,工党模棱两可的做法难以持续占据复杂多变的中间地带,不利于巩固群众基础。“新工党”具有做“全民党”的政治意愿,却缺乏一个意识形态上坚实的“全民共识”的基础。⑧在争取新支持者和维持传统支持者的平衡中,工党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的支持并不足以弥补产业工人萎缩和工人票数流失的损失。“在2005年,43%的‘蓝领’技术工人选民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工党。而到了2010年,这部分选民只有23%支持工党。”⑨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连选连胜,得益于“第三条道路”“新工党、新英国”的成功口号,以及“政治神童”的领袖形象、善用媒体的竞选策略、提前大选的恰当时机、竞争对手的内耗失误等因素。此后,工党遭遇了不同以往的竞选形势和严峻挑战。

  第一,传统对手的压力。主流政党政策趋同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和现代政党政治的特点。工党和保守党分别位于英国政治光谱的中左翼和中右翼。2005年卡梅伦担任保守党领袖后,提出“大社会”口号,主张“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加强了意识形态的兼容性。保守党靠近中间立场,吸纳左翼阵营的公正理念,改变富人政党的冷漠形象,从而弱化工党的政党标识和政策优势。

  第二,新兴势力的挑战。1951年大选,保守党和工党共获得96.8%的选票。2015年大选,两党总得票率为67.3%,两党制受到冲击。选民投票越来越关注具体问题和切身利益,为单一议题政党提供了发展空间。以民族问题为例,工党执政期间推动“分权运动”,倡导苏格兰独立的地区政党崛起,挤压了工党的优势选区。苏格兰民族党不仅于2015年大选赢得下议院59个苏格兰席位中的56席,夺走原属于工党的40个议席,而且于2016年连续第三次赢得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

  2015年5月,埃德·米利班德因大选失利而辞职。为了扩大领袖选举的代表性和辩论立场的广泛性,从未担任过党内要职的后座议员科尔宾勉强通过提名门槛,成为第四名候选人。他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反对“新工党”的改革,属于工党的强硬左翼(hard left)。尽管党内精英和主流媒体纷纷抨击,但是科尔宾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最终获得49.6%的工党成员、83.8%的注册支持者和57.6%的附属团体成员选票,以59.5%的总得票率击败了影子内阁内政大臣库伯、卫生大臣伯纳姆和养老大臣肯德尔。“布莱尔主义者”肯德尔仅获4.5%的票数,标志着“第三条道路”的衰微。2016年9月,科尔宾以61.8%的总得票率打败挑战者,巩固了领袖地位。科尔宾的支持者不断战胜党内右翼候选人,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多数。

  2015年以来,科尔宾大力重塑工党的政党形象,逐渐形成左翼特色鲜明的纲领,其政治主张系统化、制度化为十大承诺:充分就业和服务全民的经济、住房保障、劳动保障、国民医疗服务和社会关怀、面向全民的国民教育服务、环境保护行动、回归公共性的经济和服务、减少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维护社会平等、以和平与公正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他呼吁以“21世纪的新政”来重建和改造英国,倡导“21世纪社会主义”,提出设立国家投资银行、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党以“为了多数人,而非少数”作为2017年大选口号,其竞选纲领涵盖能源、铁路、邮政、水务等行业国有化、设立国家转型基金、增加富人和大公司税收、废除公有部门工资上限、提高最低工资、免除大学学费、恢复大学助学金、提供住房补贴、兴建大批廉租房、停止国民医疗服务私有化等内容,被科尔宾称为“现代进步社会主义政党的方案”。不管是全盘回归“老工党”的传统,还是继承发展“老工党”的价值,工党左转的态势逐步明朗,应对英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替代性方案日渐清晰。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负面效应不断凸显。面临全球竞争、产业转移和外来人口的冲击,社会上层更容易享受资本、人员、商品、服务自由流动的红利,中下层的普通劳动者成为全球化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没有均衡分配,英国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部分群体被边缘化。外来移民补充了英国的劳动力资源,也增加了当地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治安等方面的压力,加深了民众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忧虑。2016年“脱欧”公投的投票率为72.2%,51.89%的民众选择“脱欧”,48.11%表示“留欧”,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越差的群体,以及受“去工业化”影响较大的英格兰北部地区更倾向选择“脱欧”,反映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特蕾莎·梅属于保守党的留欧阵营,继任首相后很快转变立场,转而支持完成“脱欧”进程。2017年3月,英国正式开启为期两年的“脱欧”程序。围绕“脱欧”方式和条件,保守党充斥着“硬脱欧”和“软脱欧”的争论。2018年,保守党副主席玛丽亚·克劳福德、本·布拉德利、脱欧事务大臣大卫·戴维斯、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因反对“脱欧”方案而辞职,深化了特雷莎·梅的执政危机。在“悬浮议会”和党内分歧的背景下,保守党要兼顾多方利益顺利推动“脱欧”谈判的难度极大,为在野的工党提供了批评政策的机会和争取选民的空间。

  2015年保守党单独执政后,出于解决财政赤字的考虑,延续财政紧缩计划,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社会中下层被剥夺感、不安全感上升,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加剧。埃德·米利班德与卡梅伦对于财政紧缩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范围和程度上,而科尔宾坚决反对财政紧缩、削减福利的做法。他奉行“新工党”之前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理念,抨击保守党代表少数权贵的利益。科尔宾关于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社会实现更多平等的主张虽不新颖,但劫富济贫的立场迎合了普通民众尤其是的心理。

  2017年大选的核心议题原本是“脱欧”谈判。然而,选民和媒体关注的重点逐渐偏离了保守党的设想。从外因来看,选前伦敦和曼彻斯特接连遭遇,导致2010年至2016年担任内政大臣期间削减警力和警方经费的特蕾莎·梅备受指责,“强大而稳定”的竞选口号黯然失色。内因方面,保守党竞选纲领的国内政策失误不断。为缓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财政压力,保守党的社会保障方案提出把老人的房产用于其去世后偿还护理开支,被工党讽刺为“痴呆税”。在激起争议之后,特蕾莎·梅又改称要设定护理费上限。养老政策反复无常,引发传统上倾向于保守党的老年选民不满。相反,工党的竞选纲领正视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分化的问题,找准政策取向的立足点,维护就业权利、提高最低工资、兴建保障住房的承诺减轻了普通民众的担忧,取消大学学费、发放生活补助、控制租金费用的主张则赢得年轻选民的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和革新导致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获取简单化、信息更新即时化、信息沟通直接化,消解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地位和政党组织的政治动员作用。近年来,社交媒体蓬勃兴起,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和直接民主诉求,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侵蚀着传统政党的政治基础。

  科尔宾的形象言行充满个性,令厌倦主流话语和精英政治的民众耳目一新,其个人魅力通过社交媒体放大和扩散。科尔宾及其支持者重视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效应”,利用社交媒体实施政治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组织政治活动、吸纳政治力量。工党由2014年底的19.3万名党员上升为2015年底的38.8万,再到2016年底的54.3万,成为西欧人数最多的政党。

  2017年大选,特蕾莎·梅避免公开露脸和电视辩论的“高冷”作风,与主动深入基层、积极参加访谈、表现沉稳亲民的科尔宾形成鲜明对比。社交媒体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工党脸谱账号的粉丝数量相比保守党增幅明显更大。如果说布莱尔是运用大众媒体进行宣传包装的经典例子,那么,“科尔宾现象”则是互联网时代政治传播的全新个案。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阶段,政党变革要顺应时代潮流、顺应社会趋势、顺应民众期待。政党变革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合力结果。回顾工党百年历史,辉煌时期往往离不开改革创新。“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⑩“第三条道路”的标签虽已过时,布莱尔的这番话却未过时,工党变革仍在继续。理论创新、定位调整和制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左翼和右翼、党内精英和普通党员、工党和工会之间的博弈。2017年大选,工党的成绩超过各界预期,为科尔宾巩固党内地位、推动改革创新提供了机遇。在“脱欧”谈判充满变数、传统左翼呈现颓势的背景下,工党要注重意识形态、社会福利、组织动员等社会的优势,平衡内在政治基因和外部政治生态的张力,探索扬弃“第三条道路”遗产、推动新时代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路径。

  ①王凤鸣:《“新工党”新在何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②⑩[英]托尼·布莱尔著,曹振寰等译:《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5页。

  ③[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④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⑤[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夏庆宇译:《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⑦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⑧史志钦:《欧洲社会的转型与困境》,《理论参考》2014年第11期。

  ⑨[德]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编,夏庆宇译:《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本文链接:http://macyscost.com/jidengsi/1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