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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解码

归档日期:06-19       文本归类:吉登斯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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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也称为计算机编程语言的代码简称编码。用预先规定的方法将文字、数字或其它对象编成数码,或将信息、数据转换成规定的电脉冲信号。编码在电子计算机电视、遥控和通讯等方面广泛使用。编码是信息从一种形式或格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解码,是编码的逆过程。

  伯明翰学派的核心成员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将霍尔的全部著作分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电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主义的‘权威民粹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就霍尔个人而言,其文化理论著作迭出、成果卓著是出现于其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即cccs)第二任主任期间,这一时期,霍尔率领“媒体小组”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传媒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先后发表《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解构“大众”笔记》、《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等著名文章。霍尔坚持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试图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日常政治传媒实践,尤其是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霍尔解构“大众”,编码/解码,媒体、政治与意识形态三方面论述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

  霍尔在《解构“大众”笔记》一文中以社会关系作为大众文化的起点,“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阶段,以及其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劳动阶级,和穷人的文化中或长或短地持续着斗争。”在霍尔看来,“大众”往往成为社会“改革”的对象,要求其符合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霍尔言及的大众文化与威廉斯极端浪漫的描述“为民所有,所享,所用”大相径庭,霍尔注重从社会关系来定义“大众文化”。

  霍尔围绕“大众”一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定义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解构:其一,是“大众文化”的市场或商业定义,即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霍尔认为,这一定义与对民众的操纵和贬低联系在一起,民众无异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虚假意识”中的文化傻瓜。对这一同质化和描述性的定义,霍尔持反对态度,“归根结底,把民众视为完全被动的外围力量,是一种根本不属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其二,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者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这接近于大众的“人类学”概念——“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即“标志特殊生活方式的东西。”霍尔认为这一定义描述意味过于浓厚,大众文化与非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最后,也是霍尔本人所提倡的定义:用关系、影响、抗衡等绵延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探讨大众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霍尔指出,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导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的张力和对立,这种张力和对立区分“大众文化”和“非大众文化”,“我认为存在着一场持续的和肯定是不均等的斗争,由主流文化发起,不断地要去破坏或重组大众文化,要把大众文化的定义、形式包围和限制在统治形式的更具包容性的范围之内……这是文化斗争的辩证法……沿着对抗与接受、拒绝与投降的复杂路线前进,使文化领域变成一个持续的战场。”显然,霍尔在考察大众文化时,主要关注的是文化间的关系和霸权问题。

  霍尔自觉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定义大众文化,具体说是从阶级的角度阐释统治意识形态文化控制和被统治阶级反抗此一文化控制的斗争和妥协,从中可以窥见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子。与法兰克福学派单纯地将大众文化视为精神鸦片的观点不同,霍尔强调文化霸权控制和反控制的双向运作。那么大众文化与商业到底是什么关系?霍尔认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权力和统治关系网之中,与商业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霍尔对大众文化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文化主义语境中,改写了威廉斯“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经典定义,霍尔更愿意将文化表述为斗争方式,在文化斗争的辩证法中阐释大众文化。同时,霍尔反对建立某种普适的大众美学,认为大众文化处于一个文化斗争的场域中,其位置是变化和流动的。霍尔对大众文化的阐释体现了典型的伯明翰文化主义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作风:大众文化是被压迫者文化和被排斥之阶级反对权力支配的竞技场,它不是简单表现出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场所,然而社会主义却可望在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来。大众文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是社会主义可能得以建立的场所之一。

  综而论之,霍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其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极富文化政治学色彩,由于引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霍尔将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流动和斗争的场所。霍尔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驳斥了法兰克福学派一味将大众文化当作文化工业并视其为精神垃圾的精英主义作风,同时也避免陷入威廉斯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过于经验化和同质化的描述;其二,影响了其后的民粹主义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制论”,并为其他国家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范式。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从“技术决定论”出发,预言性地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热媒介和冷媒介”等著名概念,开创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媒介文化研究。媒体在当代西方国家与司法、立法、行政并列,成为“第四政治机构”。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五W”模式勾勒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发送者—信息一接收者”的线性模式;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传媒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如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但仍承袭其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作为传播与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十分重视对媒体的研究,“好和坏,精与次之间的难以选择并不存在于现代传播形式的不同,而是存在于媒体中。”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的赫赫声名是基于其创立的编码/解码模式。编码/解码理论首次以文稿形式出现是在1973年9月,当时霍尔提交了一篇名为《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的大会发言稿,由于其迥异于实证主义传播模式的标新立异,发言稿在会议上引起巨大反响,随后以单篇论文形式收录于《文化,传媒,语言》,最后又冠以《编码,解码》为名出版。

  在《编码,解码》一文中,霍尔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阶段理论: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是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各环节均有联系,但又保持着相对自治。霍尔认为,信息在流通过程中是以符号为载体形式传播意义,这一过程既有赖于技术和物质工具,也取决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模式“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而受到批判。”事实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会特征、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在接收信息时必定会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弱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其中包蕴着意识形态运作和媒体文化霸权。

  霍尔提出三个“假想的立场”来描述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第一个假想的立场是主导一霸权(preferred reading/dominate reading/hegemonic read-ing)立场,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际相同含义的交流。处于这一立场的新闻传播者的理想的传播方式是“完全清晰的传播”,即受众在主导符码的范围内进行解码,其对信息解读的方式和过程完全符合于编码时刻所设定的预期。然而,这种预期的实现要依赖于媒体的暗中操作。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北爱尔兰的政策、或者智利的政变、或者《工业关系法案》的霸权阐释,主要是由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的:通过职业符码的操作,选择并结合具体挑选播映的场合与式样、挑选职员、选择影像和现场辩论。”第二个立场是协商式(nego-tiated or corporate)立场。霍尔援引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在此,霍尔看到了编码一解码过程中存在着包容与控制的双向运作。第三个立场是抵制式或对抗式(counter-hegemonic)立场。霍尔认为,虽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主导媒体文本中处于优先解读地位,但并非说明所有的受众都会自动做出这种选择,解码人的社会状况会激励他们采用不同的姿态来对待同一媒体文本。因而,如霍尔所分析的,工人受众往往会将主流媒体编码的关于“限制工资必要性”的“国家利益”解码为阶级利益。这一立场富于批判性和抵制性。

  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对媒介文化研究有着两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方面,编码/解码模式显示了与它之前的媒体研究中两大研究范式的融合和决裂,在超越实证主义“发送者一信息一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的同时,又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将话语、符号、权力、社会关系等引入媒介研究,标志着英国媒介文化研究开启了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概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的新纪元;另一方面,霍尔的三个“假想的立场”为媒介研究的民族志受众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霍尔的同事、著名批判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采用霍尔模式,对“全国上下”新闻节目进行了民族志受众分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的《看(达拉斯)》也堪称运用霍尔模式进行传媒受众分析的经典之作。

  当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近来也遭遇到批评和挑战,霍尔本人也曾反思编码/解码理论:“我曾经想摆脱那些观点的起源出处,我们已身处历史中,因而话语也是散漫无序的。但是编码理论并非天外飞来,我曾犯了个错误,只是把那个图表划了上半部分。如果你想阅读全部内容,你必须划一个环形图显示它。因此我必须说明白解码是如何进入记者选题的实践和话语体系的。”笔者以为,霍尔的文化理论建构于表征理论,始终强调意义,编码/解码模式也不例外;由于过于执着于意义,往往忽视了对更为宏观的因素(如经济因素)的关注。如果引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用对文化资本的拥有来分析受众的解码立场,这样会更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操作性。我们要牢牢记住格罗斯伯格的忠告: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当今很多传播学著作,尤其是《大众传播学》之类的高等学校教材,无一例外地将斯图亚特·霍尔列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传播学者之一。笔者以为,霍尔对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新闻报纸)的分析极富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为传播学的批判范式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透过霍尔对传媒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霍尔的真正意图是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以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洞察这一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效果。因此,霍尔的传媒分析更倾向于文化政治学,其关于文化、文化研究、接合理论、意识形态等一系列理论在此杂陈并置,形成一种“复调”奇观。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在分析霍尔的《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时,指出该文“绝大篇幅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传媒只在结尾处论及”。事实上,《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堪称霍尔媒体分析的代表作,它采用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们一举奠定了领导权、霸权和统治,传媒现在的责任是向集团和阶级提供关涉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集团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识,它们交织在我们仿佛是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总体之中。”。霍尔的理论视点是葛兰西式的,认为传媒与家庭、教会和学校一样,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机器实施其意识形态霸权所赖以凭借的机制。这一论述显然迥异于哈贝马斯所谓的“传媒运作的空间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霍尔看来,那种假想性的民主化的公共空间有如海市蜃楼,传媒真正运作的机制乃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霸权与斗争。

  霍尔在论及大众传媒时,首先驳斥了“共谋论”、“取代论”和“听任论”等颇为流行的传媒理论。当时一些理论家想当然地以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存有共谋关系,以遮蔽观众和全体选民的眼睛。霍尔对此论调不以为然。并援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认为电视和政府的关系是相对自主的,媒体从业者均按照其自身的专业编码来运作,即使是BBC这样的国有新闻机构,其新闻工作者也并不直接对政治家负责,当然, 特殊的紧急情况除外。麦克罗比将霍尔专注于对媒体与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称之为“一种微观政治学分析”,一种“复杂的统一体”。

  麦克罗比在《文化研究的用途》中将霍尔的文化理论列为首章,并着重研究了霍尔的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不妨借重麦克罗比的眼睛来鸟瞰霍尔对传媒的文化政治学分析:

  首先,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霍尔在阐述中显然又融合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认为媒体“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目标从未存在过,总是存在新的被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媒体与政治之间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中立国与政治的关系:“既需要政治家遵守媒体规则,同时也需要媒体提防对选择性和偏见的指责,而通过对政治家‘现场直播’或‘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看上去中立的空间。”传媒已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各党派政治纷争的角斗场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在此上演。一方面,传媒机构总是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当权政治文化的变动和趋势,霍尔例举英国广播公司为自己打造国家文化机构身份的过程,“……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声音’而维护了主导阶级文化的标准及价值,并且同时把其他阶级和各地区的‘不同声音’纳入到它有机的联合框架之中。英国广播公司不仅是一个‘国家机构’,还是一个人民的机构,曾一度与全体英国人民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媒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传媒呈现出“去政治化”态势。霍尔敏锐地观察到政治电视的边缘化,“由于激烈的竞争,商业利润,更多的不规则在操作,时事电视为迎合娱乐性而逐渐边缘化,被称之为‘时效电视’(factualtelevision)。”

  其次,霍尔通过《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中对“民间魔鬼”所引起的“道德恐慌”的关注,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批判,别具匠心地指出:大众传媒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习语,从而达到对民众的规训的目的。霍尔在对撒切尔政府,包括对后来的布莱尔政府的批判中始终着眼于文化政治学,创造了“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并不只为财富或中产阶级服务,也为普通民众效力;普通民众也可以变成获利者和新型私有化的公共设施中的投资者,即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霸权)的新术语,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传媒机构不时报道:撒切尔夫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同工人阶级一起抱怨过分官僚化的、工会和地方政权,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承诺向福利国家迈进,如此等等。霍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传媒的实质就是将意识形态生活化或文化化,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其政治统治霸权。

  综而论之,霍尔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阈出发研究大众传媒,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学范式,霍尔对传媒的分析绝不是居高临下的空谈式的社会学批判,他始终坚持将传媒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来发掘其意义和效果,其媒体文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思潮的政治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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