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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新书《社会学基本概念》出版 周末阅读

归档日期:05-22       文本归类:吉登斯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介绍了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基本概念,其中一些概念过去帮助塑造了社会学,如今也在不断影响其发展,另一些新近出现的概念则反映了最近几十年这个世界的剧烈变化。除了简短的定义外,作者对每个概念都进行了扩展讨论,将其置于历史和理论背景中,探讨了其在使用中的主要含义,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批评,并为读者指出了其在当代研究中的演变和理论化。

  本书由十个主题组成,通过一些基本概念,如全球化、现代性、可持续发展、消费主义、社会流动、生命历程、身份认同、社会自我、越轨、公民权等,提供了一幅关于社会学的图画。

  以下文字,是附在书后的译后记,对本书的翻译过程和曲折经历,做了一些基本情况交待,供读者批评及参考。

  于我而言,翻译是一件“刚刚好”的工作。憋论文,需绞尽脑汁、坐立不安,开足CPU马力,散热风扇开到最大,满负荷运转,才能输出片言只语,坚持半天,换来的大多却是灰头土脸的挫败感。无目的的单纯闲读,虽然身心愉悦,天马行空,但只有零散输入,缺乏有效产出,成就感严重不足。翻译,对于创造力的要求适中,既有新鲜知识的系统输入,又能带来“我今天又码了这么多字!”的成就“假相”,输入流量和输出负荷相对均衡,运行起来,不感吃力,打开译稿Word文档,也不是一件需要三番五次做心理建设的轻松任务。

  因为这种“刚刚好”,从大学四年级第一次独立翻译社会学专业书籍(J. M.Ruane著、王修晓译,2007:《研究方法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到现在从业快十年,虽然翻译稿费微薄可怜,职称评价工分指标也基本不算,但如单以字数论计,我的学术产出中数量最大的,竟然是译著。据不完全统计,洋洋洒洒累计已将近百万字(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活,我最大的感受是,翻译到最后,真正考验的,其实是一个译者的母语能力)。

  也正因为这种偏好,入行以来,我的翻译工作一直没有间断,总是希望能把这种个人爱好,作为一种“学术副业”加以坚持。所以,2014年初,当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陈相宜女士发来邮件,询问我是否有意翻译吉登斯和萨顿合著的新作Essential Concepts in Sociology(2014)时,我基本没作犹豫,罔顾当时评职称的煎熬和压力,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没想到,之后被各种任务捆绑,分身乏术,以致这个哪怕是“刚刚好”的工作,也断断续续拖延将近四年。中间诸多情节,有些已经快接近遗忘边缘。交稿付印之际,我想有必要把这个曲折过程,向参与者和读者,都做个交待。

  2015年,在译本初稿翻译过程中,以下诸位参与了若干章节和词条的翻译: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邓亚兵(主题六“人际关系与生活历程”全章)、宋懿(主题七“人际互动与沟通”全章)和张育智(主题三“环境与城市生活”之“异化”词条);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蔡昕昕(主题八“健康、疾病与身体”全章)和聂瑞(主题五“不平等的生活机会”之“阶级”词条)。我对照原文,对他们的初稿逐句进行核对和校译,大部分做了重新翻译。

  2016年9月,我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沃尔特·肖伦斯坦亚太研究中心(The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of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访学一年。期间得以暂时摆脱诸般琐事,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在安顿好生活后,我于2016年11月底,完成了全书的初稿翻译,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一鼓作气又对照原文校对并通读了一遍,终于在2017年元旦过后,把全部译稿交付出版社。

  本以为卸下一个重担,可以安心闭关憋论文和访学,但不幸的是,陈相宜女士来邮件告知,原书第二版即将出版。为了译稿不至于刚问世就过时,我又根据原书第二版,对照第一版,对全书译稿进行了逐字逐句地比对和修订。为了提高效率,我用专门比较两个PDF文档之间不同之处的DiffPDF软件(Mac版),对比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差异,重点修改软件提示高亮标红的部分。同时,我也核对了软件未标红部分两个版本的差异,以免电子对照出错,结果发现软件提示基本准确。对比之后发现,原书第二版的改动篇幅还是很大的,部分章节和词条,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一。但事实证明,这个阶段的工作量,远远不止再增加三分之一那么简单。实际工作量,与第一版初译稿的翻译相比,基本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版翻译和校订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首先,在DiffPDF软件的比较结果里查找两个版本的差异,发现第二版的修订,既有调整措辞、重新表述,又有增加内容、甚至整段重写的,不一而足。最麻烦的,是第二版的排版格式有所调整,导致软件会把一些本来一致,但因为格式调整(比如跳行、隔页)的语句也标注成差异。这就需要逐一甄别软件提示的地方,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差别。这个过程,对于当时只有一台13吋Mac笔记本的我来说,是对视力和注意力的极大挑战。接下来,我再根据找寻出来的第二版修订之处,在中译稿中找到相应的段落和语句,调整、删减、增加中文表述,并检查修订后的译文语句与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和逻辑关系。接着,我对照第二版原文和译稿,发现不准确或不妥当的地方,再回到原文逐一核对。最后,我抛开软件对比结果和第二版原文,通读译稿,根据中文表述和阅读习惯对全文进行最后的细节修饰。

  这个过程,显然已经不再“刚刚好”了。打开校译稿Word文档,也开始需要提前做三番五次的心理建设了。加上斯坦福大学、硅谷和旧金山湾区就像一个无边无垠的知识海洋,很快就把我吸进探索未知的黑洞不可自拔。所以,第二版的校译,一直到2017年9月我访学结束,才完成一半左右,结果又再次漂洋过海,被我带回国内。

  回国之后,琐碎俗务扑面而来,瞬间把我淹没,中间只能偶尔抽出点时间来投入剩下的校译工作。幸亏陈相宜女士既负责又耐心,隔三差五地友情提醒和督促,我终于在2018年的7月酷暑中,完成第二版的校译工作。之后,陈相宜女士和她的同事周丽锦女士以高效严谨的专业精神,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完成了译稿的审订工作,于2018年11月初发回全书的印刷排版清样。

  因为这是一本教材,主要面向学生以及想要了解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读者,所以我借着补写这份译后记的时间,让我在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郑雪娇、徐文丽,和2018级社会学本科新生胡雨暄、孟思通读了全文,根据他们的反馈,检查译文是否还有对读者不友好的地方,并做了适当的调整。

  本书的翻译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经过这长达四年多的马拉松式翻译,我暗下决心,下次再接翻译活,一定先做功课,确保原书再版计划至少在十年以后,让翻译回归那种对我来说“刚刚好”的状态。

  最后,能力所限,译文肯定还有很多瑕疵和不足,恳请诸位读者和学界同仁多加批评指正,以期在可能的将来(比如原书第三版),有机会弥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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